亲亲，仁也; 敬长，义也; 无他，达之天下也( 孟子：《尽心上·15》)。
以气言命，命指气化之限定，即命限的意思，是形而下者。(2)自由并非免于因果律的钳制或因果连续的断裂，而是和强迫或限制相反的状态。
至于发动后的成败受限于客观现实，非人力所能完全把握，所以在命的限制之中，更要激励道德的实践主体能够在受限的环境条件之中不畏艰难地去持续推动价值意义。关于别人不知道我的内涵而不能应用于世间，《论语》首章就说：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现实世界之中受到气命的限制而不能用世，庄子选择的是逍遥游，是立于无何有之乡的无用之用。到了孔子，将万物合理存在的价值根源，在人自身中找到其根基，建立了人的道德自觉的主体性，但是这样的主体性是开放给超越界，开放给道德形上实体的道德天，人与天可以相合，尊人敬天，乃是一种开放式的人文主义，也就是开放给超越世界的开放式的人文主义，而不是封闭式的人文主义(只讲求主体性而关闭通往超越界之道路)。然而理想之提出，亦显示出现实的不理想。其次，在康德式的自由意志论中，前述的不受强制的选择的自由只是一种消极的自由，主张人分属于睿智界和现象界，在睿智界具有自由意志，意志具有道德法则的自我立法的自律能力等自由能力，而人在现象界则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
在对于康德哲学中德福一致的讨论中，牟宗三对于相关论题做了进一步的发挥。⑦ 二、义命对扬所彰显的主体价值实践以及知命与知天命的内涵 由命的提出，显示人有现实的命限问题，人并非如上帝般的全知全能。受天人学会崇高理想的深刻影响，冯友兰以《天人损益论》（又名《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
1924年，他把《天人损益论》和《一种人生观》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信中写道：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7月，李公朴、闻一多遇害后，正在重庆候机北上的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周炳琳等教授联合上书教育部转国民政府痛陈：一代通才，竟遭毒手。要求苏联履行条约尽速撤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
此间，冯友兰带着他的新著《中国哲学史》特来造访。汤用彤与冯友兰先后于1918年和1919年赴美留学，通过天人学会印的通讯继续维系他们当初复兴中国文化的共同理想。
又欲以我辈为起点造成光明磊落、仁慈侠骨之品格。他与冯友兰时常出席联大常委会、校务会议、教授会，精诚合作，共商决策。其地，则是怀让磨砖做镜、朱熹会友论学之处。其去志已决，归心似箭，回国前就退还了绿卡。
此四字实为古今学术、政教之本，亦吾人方针所向。9月21日，他们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议，二人在会上又共同入选评议员（即常务委员，属人文组哲学门）。他们的相识始于青少年时期的同学之谊。1931年，汤用彤任北大教授后与冯友兰、钱穆、蒙文通、张东荪、梁漱溟等人更是时相过从，切磋学问。
在胡适回国前，汤用彤曾任联大代理常委、联大常委会代理主席。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文学院安置在南岳衡山脚下，由冯友兰任哲学心理教育系教授会主席兼文学院长。
他们联合志同道合之友，共同推行其理想事业。从天人学会制定的会章、会簿、介绍书和志愿书来看，虽有似美国大学的兄弟会，但该会理论的系统性和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使其已具备了党派的一些性质，汤用彤与冯友兰等在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
1949年后，都感佩共产党使中国赢得民族独立，把中国希望寄托在实行社会主义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冯友兰的《历史演变中之形式与实际》、胡适的《楞伽宗的研究》、汤用彤的《汉魏佛学理论之两大系统》、贺麟的《宋儒的思想与方法》等，标志着中国哲学家各自创立学术研究系统的时机业已成熟。他们常在一起商讨学术问题和教学计划，共同培养的学生有任继愈、冯契、郑敏等。追悼会由陈毅元帅主持，葬于八宝山公墓。尽管留学美国后，吴宓与冯友兰已逐渐产生隔阂，但汤用彤对待冯友兰依然一如既往，这在《吴宓日记》也有体现。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住，称为‘白俄。
1936年，汤用彤于《哲学评论》第七卷第一期发表《汉魏佛教的两大系统》(第一届中国哲学年会报告摘要)，在《哲学评论》第七卷第二期发表《关于〈肇论〉》(第二届哲学年会报告摘要)。1920年1月3日，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自记收到汤用彤从哈佛大学的来信，他6日复函汤用彤和曹理卿等天人学会盟友。
层层筛选后，由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全体会议给予确认。1940年，中国哲学会在昆明开年会，选举第三届理事会，冯友兰、金岳霖、贺麟为常务理事，汤用彤、宗白华、胡适、张君劢、张东荪、方东美等为理事，冯友兰依然担任《哲学评论》的主编。
无论其中何人，将来如何遭遇，处危疑之际，蒙诟负谤，纵举国举世，咸谓此人为奸为罪，证据确凿，不庸迟疑，而我天人中余人，到此地步，必仍信得过此人之别有深心，中实清白，仍然协赞不衰。这为他们日后毕生友好合作共事奠定了思想基础。
儒林同感痛惜，佛教史有未完篇。总之，冯友兰的三史六书和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等著述，在研究范式、基本范畴、核心问题、历史线索以及史料考订等方面，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冯友兰，委员有汤用彤、贺麟、宗白华、黄建中四人。汤先生的书是《中国佛教史》第一部分。
他们在宗教思想史、哲学史等领域成就卓著，开拓了全新的研究范式，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哲学史观，代表了世界文化哲学研究的潮流，而为国际学术界所敬重。物色会员，亦必信其与众能如此，乃敢介绍。
必期道德与事功合一，公义与私情并重，为世俗表率，而蔚成一时之风尚。在《二十一条》签订之际，汤用彤愤于国耻，联合吴宓、黄华诸友，于1915年冬在清华学校组织起天人学会。
他们都主张继承传统，吸收民主科学，分歧在对儒家本体的认识：前者以心为本，后者以理为本，由此派生出不同的现代化方案。冯友兰担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他回乡探亲期间，由汤用彤代理其职。
1923年夏，冯友兰此文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答辩。冯友兰于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后不久，经好友张广舆介绍，欣然递交志愿书而入会。然而，就在敌机轰炸下，被困顿生活驱赶着的冯友兰和汤用彤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了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正是汤用彤、冯友兰等前辈筚路蓝缕之功，奠定了中国哲学学者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特色。
蒋梦麟校长离职后，北大教授会推举汤用彤为北大代理校长，然其一再推谢，先诚恳劝留蒋梦麟，未果，遂致电在美国的胡适，望其返校主持工作。20余名哲学家出席会议，冯友兰致开幕词，胡适介绍了哲学会的发起、经过和意义。
他尝发表演说：天人兄弟，当取诚信相孚，识见高卓。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作为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主持校务，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梅贻琦任常委会主席。
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金先生的书是《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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